一九二四年的十一月二日，那是一个星期天。刚辞去《晨报副刊》修改的孙伏园邀请了六位师友，到北京东安商场的开成素饭馆参加晚宴，协商自筹经费，出书一份周刊，作为自在宣告言辞的园地。因为要议事，参加聚餐会的人都提早参加。

　　聚餐者中年岁最大的是周作人，其时三十九岁，还没到不惑之年。语速最快、声响最为洪亮的是钱玄同，当年三十七岁。按最新年岁区分规范，十八岁至四十五岁均归于青壮年。但是周、钱二人已是五四新文明运动中的大将，因而也被文坛新生代视为“老将”。最年青的是二十三岁的章川岛。在吴越方言中，小孩叫“小人”，所以同乡老友称他为“章小人”。又因为他额前飘着一绺长发，刚跟孙斐君女士成婚，正在蜜月期，所以鲁迅给他取了一个绰号，叫“一撮毛哥哥”。

　　办刊物总得有个称号。这是一种宣示和呈现，让读者知道刊物要表达和传达的信息，但是参加聚餐者并没有一个一起的意向。史学家顾颉刚便从贴身带着的一本综合性文艺丛刊——《咱们的七月》中，顺手翻出了俞平伯的一首小诗，其中有四句描绘女人的语句：“伊底注视，/伊底哀泣，/伊底欢笑，/伊底长长的语丝……”顾颉刚拍案道：“语丝！用这两个字做刊名就好！”周围的朋友问：“何以见得？”这位考据谨慎的史学家答复说：“好就好在似可解也不行解，又不落褒贬。”聚餐者也觉得“语丝”这两个字中性，能随意而谈，无所顾忌，破旧立新，激浊扬清，便当场通过了。所以每人掏了八块大洋，先印两千份试试；再搜集一些撰稿人，让他们也集资，办成一个同人刊物。

　　刊物总得有个主编，还有几个担任出书发行的人。人心所向的主编只要鲁迅和周作人，但是周氏兄弟已于一九二三年七月中旬失和，“人生不相见，动如参加商”，所以凡周作人到会的场合鲁迅都逃避。这样一来，主编《语丝》之责就别无挑选地落在了周作人身上。

　　当下书本报刊出书用三审制：责编初审，主任二审，总编或主编三审。主编“守土有责”，一锤定音。不过《语丝》是同人刊物，“凡社员的稿件，修改者并无取舍之权，来则必用，只要外来的投稿，由修改者略加挑选，必要时且或略有所删去”（鲁迅：《我和〈语丝〉的一直》）。因而周作人并不供认自己是《语丝》首届主编，只供认自己是《语丝》社的“收发处处长”。

　　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十七日至一九二七年十月，《语丝》周刊共出书了一百五十六期。由周作人主编的这三年，是《语丝》周刊影响力最大的三年，仅创刊号就再版了七次，共印行一万五千份。平常每期也维持在六千份左右。周作人无疑是一个杂乱的历史人物，但《新青年》时期和《语丝》时期都是他一生中的亮点。

　　周作人一开始就在《〈语丝〉发刊辞》中声明：“咱们并没什么主义要宣扬，关于政治经济问题也没什么爱好。”他很快就在《答伏园论〈语丝〉的文体》中弥补：“《语丝》绝不是崇尚唯美主义的刊物”，“不是专门卖什么文艺姿色的，历来并不是规则‘不谈政治’”。现实上，对其时产生的每次严重政治事件，如驱赶溥仪出宫、孙中山逝世、女师大风潮、“三一八”惨案、北洋军阀“讨赤”、“清党”，周作人都大谈而特谈，情绪正确，旗帜鲜明，文风尖锐。囿于篇幅，仅以他对待日本军国主义及其言辞组织的情绪为例。

　　周作人首要声明，他是爱我国的，只不过我国有些不长进的人，太多的正人君子，把我国弄得龌龊混沌。批评我国的坏处，正是爱我国的体现。他供认自己爱日本的风景和文明，但日本的军国主义者是以侵犯我国为职志的，是我国最风险的敌人，绝不是什么友邦人士。他们宣扬什么“日支共存共荣”，实际上的意思便是侵犯的代名词。对受日本外务省和日本驻华使馆控制的中文报纸《顺天时报》，周作人多次批评揭穿，指出该报蜚短流长，干与我国内政，应该予以撤销。以上转述的简直都是周作人的原文，见诸《神户通讯》《排日平议》《〈读顺天时报〉按语》等文，均宣告于《语丝》周刊，极易复核。对照周作人沦为奸细期间，宣扬日军“治安强化运动”，把日本侵华说成是“为东亚民族解放而战”，以及祭拜靖国神社，出资慰劳日本侵华伤兵等言行，真是判若鸿沟，使人为之扼腕叹息！

　　因为宣告了周作人的急进言辞——特别是对“清党”的揭穿，出书发行《语丝》的北京北新书局于一九二七年十月二十二日被查封，周作人与刘半农到北京菜厂胡同一位日本友人家流亡一星期。《语丝》不得不改到上海出书，由李小峰出头，请四十六岁的鲁迅主编。

　　关于鲁迅接编《语丝》的状况，李小峰在《鲁迅先生与北新书局》一文中回想道：“先生到了上海，因朋友们的款留、书局的恳求，便在上海住下来。语丝社在沪同人建议将《语丝》复刊，公推先生主编，先生慨然赞同了，复允为《北新》半月刊长时刻撰稿；不久，又与郁达夫合编《奔腾》月刊，归北新出书。许广平在《鲁迅与青年们》中说：‘先生所编的刊物，一种是同人性质（指《语丝》），没有稿酬，悉数是尽义务。另一种由先生编校（指《奔腾》），每月不过由咱们拿回少量校正费（每期稿酬两百元，编校费五十元），其实多半仍是尽义务的，其间征稿、还稿、写回信、校稿样等，先生悉数精力简直都用在这里了。”（原载《出书史料》1987年第2期）。

　　鲁迅主编《语丝》的时刻是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十七日至一九二八年末。在此期间，文坛产生过两次重要争辩。一次是鲁迅与后期发明社跟太阳社之间打开的“革新文学争辩”。这次争辩打开于一九二八年，完结于一九三〇年左联建立。另一次是鲁迅跟新月派（首要是梁实秋）之间的争辩。两边的不合实际上始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中期，首要争辩打开于二十年代晚期至三十年代初期。关于“革新文学争辩”，鲁迅在《语丝》第四卷第七期宣告了《文学和革新》，在第四卷第十一期上宣告了《“醉眼”中的模糊》，在第四卷第十六期宣告了《我的情绪气量和年岁》，在第四卷第三十三期宣告了跟徐匀和恺良的通讯。关于跟新月派的论争，鲁迅在《语丝》第四卷第四期宣告了《卢梭和食欲》，在第四卷第五期宣告了《文学和出汗》。

　　开脱于浙江省党部可说是池鱼之殃。因为徐诗荃化名“冯珧”，在《语丝》第四卷第三十二期宣告了《谈谈复旦大学》一文，批评该校学生宿舍条件差，有的教授名不虚传，校方运营过度商业化等。其时复旦大学是一所民办大学，校史仅二十多年，办学存在一些坏处在所难免。何况《语丝》也在尔后宣告了批评徐诗荃的文章，以为徐文有夸张失实之处。不料此文却开罪了结业于复旦大学的浙江省党部履行委员兼宣扬部部长许绍棣。《语丝》不只一度在浙江被禁，并且浙江省党部后来还托言建议“自在运动大同盟”一事，呈请中心通缉“蜕化文人鲁迅”。

　　鲁迅主编的《语丝》还有一次被当局正告，是因为一九二八年三月十九日出书的《语丝》第四卷第十二期宣告了白薇的独幕剧《革新神的受难》。剧中的首要人物有一位是“革新神”，另一个人物是“军官”。假如单纯从戏曲艺术的视点点评，这的确是一篇幼嫩之作：人物符号化，清一色的文艺腔，有些情节显得突兀……但从政治的视点看，却是一篇掷地有声的战役檄文。剧本揭穿了以跟随孙中山为名，在北伐战争中获取暴利，把枪口对准布衣的革新者。特别是被“革新神”痛斥的那位“军官”：“盗取党名党义”“高枕无忧地做军阀以上的帝王”。这现已不是隐晦的暗射，而是直斥新军阀蒋介石。站在当局的情绪，《语丝》遭到正告是必定的结局。

　　一九二九年一月十一日，鲁迅把主编《语丝》的接力棒交给二十七岁的柔石。究其原因，首要是因为鲁迅与北新书局的联系呈现了裂缝。鲁迅跟柔石等一起兴办过朝花社，致力于介绍东欧和北欧文学，及输入刚健质朴的版画。协作期间，柔石给鲁迅留下了“损己利人”的深刻印象，觉得是可信赖之人。其次，也仍是为了帮忙柔石处理生计问题。柔石出生在浙江宁海一个衰落的小商人家庭，上有爸爸妈妈，下有妻儿，日子重担首要落在其兄赵平西肩上。柔石一九二九年一月十一日的日记中写道：“晚上鲁迅先生问我，下一年的（指阴历）《语丝》，要我看看来稿并校正，可不行以。我容许了。一起我的日子便安靖了，因为北新书局每月给我四十元钱。尔后能够安心做点文学上的作业。”

　　现实的确如此：《语丝》第五卷第七期，刊登了柔石翻译的小说《农民》，原作者是丹麦作家凯儿·拉杉；《语丝》第五卷第十四期、第十五期、第十六期，连载了柔石翻译的小说《凡尔培底牧师》，原作者是丹麦作家S.勃力川；《语丝》第五卷第十八期，柔石宣告了自创小说《期望》。柔石在同年一月十七日日记中说：“人是由时机去形成的。我很想这样想，当此时读完遍地来《语丝》投稿的二十一封信之后。四个月曾经，我还不敢做将我的短篇小说寄到《语丝》里来宣告的测验，我只怕失利了。虽则我那时很想卖一篇文来过活。现在却由我的手来挑选里边的揭登作品，这不是时机给我的么？我决意将一班来稿，细心地读过，但凡能够登出的，我都愿给他们投稿者一个满意的期望。尤其是诗与小说。纸和印刷费是北新老板出的。多几张篇幅，读者也总不会说‘太厚了一点的姿态呢’的么？”（赵帝江、姚锡佩编，《柔石日记》，山西教育出书社1997年出书）

　　一九二九年九月二日，《语丝》第五卷第二十六期出书，柔石辞去主编之职。从一九二九年九月十六日至一九三〇年三月十日，《语丝》的第四任主编由北新书局的老板李小峰兼任。柔石辞去职务的原因，鲁迅说他也不清楚。但据笔者判别，柔石的修改理念跟李小峰等不完全相同：柔石重小说、诗篇等文艺作品，而《语丝》的特征则是文明批评与社会批评。此外，一九二九年八月，鲁迅跟李小峰正在打版税官司，鲁迅聘请了杨铿律师要将北新书局告上法庭，李小峰则恳求庭外宽和。鲁迅是柔石主编《语丝》的推荐人，《语丝》的出书商则是李小峰。在这种两边坚持的形式下，柔石所在的方位非常为难，所以辞去职务也是情理之中的作业。

　　顶替柔石主编《语丝》的李小峰当年三十二岁，表情迟钝，性格内向——鲁迅说他“多眼而少开口”便是证明。虽然他的作业是出书商，但称之为出书家也实至名归。在鲁迅留存的一共二十三年的日记中，李小峰的姓名呈现多达七百多次，信件有二百六十九封（留存四十封），可见他是鲁迅生平中一个抹不去的人物。一九二五年三月，李小峰在鲁迅的支持下兴办“北新书局”，“北新”二字即与“北京新潮社”有关。“新潮社”在五四新文明中的位置众所周知，李小峰即该社成员，担任出书发行作业。鲁迅的第一部小说集由新潮社初版，其时的出售远景未卜，鲁迅曾垫资二百元，不料此书畅销，仅在鲁迅生前就以新潮社和北新书局的名义发行了二十三版。

　　鲁迅一度跟李小峰反目，不能归咎于鲁迅，因为北新书局拖欠其版税实在太多，仅李小峰供认的就达八千二百余元，每次索款又含糊其词，不做答复。北新书局拖欠版税并不是因为经费支绌。《语丝》第五卷第二十九期刊登了一则《北新书局扩大招股广告》，阐明该书局自一九二五年三月，靠数千元小本钱兴办，四年半来，“出书三百五十余种，销书三百万册，分销处三百余处，盈利近十万元，公积金一项即有三万五千余元”，这种局势“实为创设时预料所不及”。这一广告还宣告了北新书局扩大经营规模的方案。拖欠鲁迅版税的实在原因，是李小峰之兄李志云想移用出书经费出资纱厂；李小峰的夫人蔡漱六久婚不孕，他又娶了一个年青的太太，连生一男七女，这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不过，北新书局究竟出书了很多前进书刊，除开鲁迅自己的作品，还有柔石、冯雪峰、钱杏邨、蒋光慈、阳翰笙、潘梓年等人的作品，多次被当局查缴。李大钊勇士慷慨就义之后，北新书局是第一个出书他遗著的组织。鲁迅跟李小峰宽和之后，仍将他的《两地书》《鲁迅杂感选集》等重要作品交北新出书。有人说“一家北新书局，半部新文学史”，这绝非溢美之词。鲁迅跟北新书局之间的联系虽经一番弯曲，但总体上是互利共赢的，两边并非势利之交。李小峰付出鲁迅的版税高达百分之二十五。这种高额版税，在我国现当代出书史上可谓绝无仅有！

　　当然，鲁迅对李小峰也并非全无误解。一个最显着的比如，便是鲁迅以为“现代派”实力侵入了北新书局，导致该局一盘散沙，无人担任（鲁迅1927年7月7日致章川岛信）。依据是曾为《现代谈论》周刊撰稿的陈翰笙，一度被聘为北新书局修改部主任。现实上，陈翰笙不只是一个博学而正派的学者，并且是一位老革新。他一九二五年隐秘入党，一九二六年参加共产国际，曾帮忙“赤色特务”左尔格从作业报作业。他加盟北新是功德。

　　李小峰接编《语丝》的时刻只要七个月，因稿源缺少而主动停刊。停刊的音讯，见诸第五卷第五十一期刊登的一则广告：“《语丝》周刊停刊，现另出《现代文学月刊》，前《语丝》定户均改寄本刊。”一九三〇年三月十日，《语丝》周刊在出书了二百六十期之后静静终刊，没有休刊辞。

　　鲁迅虽然跟李小峰产生了版税胶葛，但经郁达夫等友人调停很快得到妥善处理——从一九二九年九月起，分四期偿还：头两个月每月付两千二百元，后两个月付一千九百元。至于李小峰后来的命运，实可谓弯曲崎岖，一言难尽。一九七一年，李小峰呼应大街召唤，积极参加灭鼠、灭蟑螂的“全民除四害”运动，不小心受寒，脑血管决裂而亡，享年七十四岁。